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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萍乡博物馆是保护、研究和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和人类环境物证的专门机构,是集收藏、考古、研究和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博物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和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
    全馆占地40亩,建筑面积16900平方米。内设有陈列展览区、民俗风情区、学术研究区、行政办公区、观众服务区等。生态化、园林化、休闲性的设计理念使博物馆成为萍城的一座文化公园,是市民和观众参观学习兼游览休闲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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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研究方法简论
发布者:pw9577 发布时间:2017-12-20 阅读:494返回上一页

 

青铜器研究方法简论
刘桂君
    中国青铜器研究者对青铜器的研究可以追述到两汉时期,但真正对青铜器的研究则是从宋代开始。近代以来,在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青铜器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青铜器的研究渐成体系,研究方法日渐成熟,涌现大量研究成果。本文拟就近代以来的青铜器研究成果,探讨青铜器的研究方法。
 
    宋人对青铜器的研究被称之为金石学,其不仅延续了两汉以来对古器物铭文的考释传统,还开启了图画古器物的原形分类考证。代表作有吕大临的《考古图》、黄伯思所编撰的《宣和博古图》,其中吕大临《考古图》对古器物所进行的分类影响深远,容庚、郭沫若及之后的青铜器学者对青铜器的分类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宋以后金石学逐渐发扬,清代更为扩大。不仅发扬了图录金石文字的研究,同时对货币、镜铭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大大扩展了金石学的范围。其中,清前期的青铜器图录学以乾隆时期《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为主要代表。乾嘉之后,以吴云、潘祖荫、端方、方濬益、吴大徵、孙诒让等人为代表的私人金石学研究,在青铜器器型的图摹铭文的考证方面甚为精到,已经具有了科学研究青铜器的基本素养。
 
    纵观近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青铜器器形图摹、铭文考释和器型分类,这三个方面在近代以后被继承下来。近代以来的学者在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结合新史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将青铜器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近代以来的青铜器研究开始逐渐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在青铜器分类与定名、断代、铭文、纹饰、铸造技术、辨伪等多个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以下就近代以来青铜器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进行简略的阐述,期望在前人的基础提出一些个人的理解,以求证于方家。
 
一、分类
    要对青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分类是基础性的工作。近代以来,在中国,容庚首先将青铜器的用途作为分类的第一标准。1927年,在《殷周礼乐器考略》中,将青铜器分为礼器和乐器两大类,礼器再依据具体用途分为烹煮器、盥洗器、盛水器、酒器、陈酒器。之后在《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中打破“礼器”体系,将分类标准完全建立在具体器物用途上,将青铜器分为烹饪器及食器,容器、温器及饮器、寻常用器,乐器,兵器。1941年,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完全依用途分为五类:食器、酒器、水器及杂器、乐器,将酒器作为类名,使分类更为整齐明确。1958年,与张维持合著的《殷周青铜器通论》在以前的基础上,吸收日本学者的分类法,将青铜器进行了新的分类,分大类称部,下有小类称门:1)食器部:烹煮器门、盛食器门、挹取器门、切肉器门;2)酒器部:煮酒器门、盛酒器门、饮酒器门、挹注器门、盛尊器门;3)水器部:盛水器门、挹水器门;4)乐器部。
    同时代的陈梦家也依据青铜器的用途对器物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此外,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在1940年发表的文章中力图以铜器的形态来分类,虽然有缺严谨,却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探索。
前人的探索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青铜器分类的研究也越趋完善。
    马承源在《中国青铜器》一书中按器物用途和性质归类的方法将器物分为兵器、饪食器、酒器、舆水器、乐器、杂器。相比之容庚先生的分类,马承源增加了兵器,并重点介绍了兵器。
朱凤瀚的《中国青铜器综论》可谓是集大成者,他在书中对以往研究者的分类方法进行总结,把器物按用途分为容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杂器六大类,容器下又分食器、酒器、水器、量器四小类,其下再细分。
从此可以看出,对青铜器分类的研究是随着对器物用途认识的逐渐加深而日益明确的,分类的标准也是逐步地确定为器物用途,从而使得分类更加科学严谨细致。
    二、断代
    年代断定是青铜器研究的首要工作,青铜器断代科学方法的建立始于郭沫若,他在1932年编写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及1935年增订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考释》,第一次将近代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应用于青铜器研究,创建了标准器断代法,以“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为基点,初步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在青铜器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这之后,陈梦家对考古学类型学有了深一步的了解,《西周铜器断代》一书中,对标准器断代法又有更深一步的发展。他在进行断代研究时,不仅注重器物铭文内部的多方面联系,还注重铭文字形、书体、纹饰的综合考察,主张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对断代做出判断,这对青铜器断代研究进一步系统化和标准化起到推动作用。
      70年代后,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青铜器断代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唐兰、李学勤、马承源等学者均对断代研究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断代研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张长寿、陈公柔、王世民于1999年出版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利用典型器物、新出土的年代较明确的青铜器与其共出陶器的分期结果,在考古类型学的基础上加入形制和纹饰因素,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分器断代,在铜器断代上提出了新思路
    由此可见,在青铜器断代的研究上,标准器断代法是基础,不仅要进行考古类型学上的研究,也要加入器物本身形制和纹饰等多方面的因素,结合考古出土的新发现,进行综合研究,使得断代研究越趋完善。
    三、铭文
    青铜器铭文是研究青铜器的主要方面,上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和后来的增订本《图录》、《考释》中,用他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使原先杂乱无章的器铭成为一套有科学价值的系统史料,将铜器铭文解读和历史探索结合在一起,使铭文研究走上科学的道路。郭沫若之后,陈梦家在断代的基础上对所著录的青铜器的铭文进行了详细的考释,在郭沫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对商周铭文的各种形式做了全面的讨论,于省吾、唐兰、马承源等学者的研究也对铭文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铭文的研究,不仅要结合历史背景,还要善于利用器物本身的形制、花纹所表达出的隐含信息,从而更准确对铭文进行考释。
    四、纹饰
    青铜纹饰是研究青铜器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对于青铜器的分类、断代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作用。青铜器纹饰在定名上的标准化与系统化始于容庚所著的《商周彝器通考》,书中首次系统地对青铜器纹饰做了分类、命名,基本为大家所沿用
青铜纹饰与青铜器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有密切的关联。较早将青铜纹饰与青铜器断代联系起来的是郭沫若,他在《彝器形象学试探》一文中将中国青铜时代分为四个时期,并详细说明每一时期流行的青铜纹饰,将纹饰与分期结合在一起,是一种空前的尝试,陈梦家受其启发,在对青铜器断代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兼顾纹饰,尤其注重典型器物的纹饰,总结纹饰形体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朱凤瀚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中将纹饰分为三大类:动物类、几何形类、人物画像类,下再细分若干种。对于纹饰的分类、定名和型式分类已经日趋完善。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现代考古学地层学和类型学不断运用到青铜器研究中,青铜纹饰的研究也不断发展,张长寿、陈公柔和王世民在书中把纹饰运用到青铜断代中,将考古类型学方法与青铜纹饰分期断代研究相结合,在纹饰断代研究上是个新发展。
    对于纹饰的研究,不能单一的只研究纹饰,要将纹饰与青铜器其他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综合的系统的研究,不仅能更深程度的研究纹饰,对于断代、分类等方面也多有促进。
    五、铸造
    青铜器的铸造在近代以前并未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中专设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使这个问题开始进入近代以来学者的研究范围。特别是随着科技史学者的参与,这一内容日益成为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青铜器研究的方法是基于青铜器研究的内容而不同的,在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发展的今天,综合性的青铜器研究日益成为学者们研究青铜器不能逃避的方法。其主要的发展趋势,在于运用多学科的内容,对青铜器的各个方面做出综合性的分析和认定,特别是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参与使青铜器研究开始走向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二),科学出版社,2002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陈梦家著:《西周铜器断代》(上、下),中华书局,2004年。
3.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下),台湾大通书局印行,1974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容庚、谢维持著:《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
5.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6.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书海出版社,2003年。
7.马承源 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8.张俊成:《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史述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2卷第3期。
9. 翟建宏:《青铜器分器断代方法论研究》,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0.李海荣:《民国时期关于青铜器的研究》,文物世界,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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