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萍乡出土的音乐戏剧文物谈起

原始先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披荆斩棘，开拓奋进，他们经过长年辛勤的劳作，不但创造了早期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原始的精神文明，其中包括原始艺术和原始宗教。在原始艺术方面，既有陶塑、陶绘、木雕、骨雕、石雕等质朴稚拙的艺术作品，也有原始歌舞。

先民们最初是为了在劳动时协调动作、减轻疲劳而齐声呼喊劳动号子，后来逐渐进化为运用形象的语言、富于韵律的曲调，配合节奏感强烈的动作来表达劳动的愉快、丰收的喜悦、庆典的欢乐、祈祷的虔诚和不幸的忧伤，于是诞生了原始歌舞，并且歌和舞密不可分，即没有不舞而歌者或不歌而舞者。原始歌舞具有强烈的模拟特征，它往往是先民们的劳动、喜庆、祈祷等活动过程和具体动作的直接再现（1）。

关于原始歌舞，在古代典籍中能见到很多记载。如“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2）。“击石拊石，百兽率舞”（3）。“若国大旱，则帅巫舞雩”（4）等等。与载歌载舞紧相配合，为活跃现场气氛，丰富节目内容，以增强演出效果，人们又发明了各种乐器，甚至组建起伴奏的乐队，这就大大充实美化了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真所谓“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5）。

除了各种传说和典籍记载外，更需要考古资料印证。然而物换星移，沧海桑田，“丝竹”之类多已朽腐无存，“金石”之类还能有幸保存下来，但也是弥足珍贵了。迄今浙江河姆渡等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埙、骨哨和骨笛是最早的吹奏乐器（6）。陕西庙底沟文化遗址发现的陶钟是最早的敲击乐器（7）。人们在青海上孙家寨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盆的纹饰上 ，还形象地看到了先民们五人一组手牵着手翩翩起舞的欢乐情景，分享了他们的愉悦心情（8）。

萍乡博物馆珍藏有1962年彭高出土的两件甬钟，以及1984年芦溪县银河乡邓家田村和1989年在安源镇十里埠村出土的三件西周时期的甬钟。从器表装饰上，几件甬钟大小重量略有不同，纹饰有的在旋部靠范线两边饰四凤目纹，篆间有两道圈线带点纹，鼓部饰对称变形饕餮纹，有的在器表饰以山字形勾连云纹。篆部以线框格式圈点纹框隔。

甬钟最早见于西周中期，原由殷商执钟本西周初期的铙发展而来，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神打击乐器，根据甬钟的音乐性能，用校音器测试，银河邓家田村出土的甬钟，隧部音名为G，音色偏高，偏高音名为bB；安源镇十里埠出土的两件甬钟，稍小的隧部音测试名为G ,偏音名为bB，与邓家田村出土的相同。而较大的隧部音测试名为C#，音色偏低、偏音名为E（9）。

在文物上反映音乐戏剧内容的还有很多，比如：在我馆馆藏文物中有一件宋代的黑釉楼阁式贴塑鼓乐俑皈依瓶（谷仓罐）在其肩 上帖塑一圈众多的人物像，他们有的打鼓，有的弹瑟，有的弹琵琶，有的弹琴，有的吹笙，有的吹笛子，还有的在演奏其他的乐器……，人物塑造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生动展现出一幅音乐演出会真实场景。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音乐和戏剧日臻成熟，乐器的新品种不断出现，如从商代至汉代，打击乐器就有磬、鼓、铙、钟等，管乐器有箫、笙、竽等，弦乐器有琴、瑟、筝、筑等。有关的文物资料也渐趋增多，在各地考古发掘中常有各种乐器标本出土，在许多壁画、画像石、石刻砖雕上常能见到当年音乐歌舞的图像。最轰动中外的考古发现当数湖北省随州市发现的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在这座侯王墓中出土有上万件随葬品，其中有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篪等乐器8种124件，既有管弦乐器，又有打击乐器。竹管排箫、铜座建鼓、十弦琴、五弦琴等都是首次发现；篪在中国已发现的同类乐器中是年代最早的。出土乐器中尤以保存完好的整套青铜编钟最为珍贵。曾侯乙墓堪称是“音乐博物馆”，我们在千百年后据此还能想像到封建贵族醉生梦死，沉湎于欢宴豪饮、轻歌曼舞的情景，似乎还能聆听到那遥远而又悠扬悦耳的宫廷音乐（10）。

考古学家彭适凡先生根据文献记载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前，历史上江西地区共有25次出土过青铜器88件，其中记载是青铜乐器的就有18次70余件，占总数81%以上（11）。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事业蓬勃发展，江西境内也有许多与古代音乐、戏剧有关的文物出土。在修水山背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出土过可用于吹奏的陶埙（12）。在萍乡、靖安、万载、新余、德安、宜丰、吉水、武宁、新干、永修等地多处发现过用于敲击奏乐的商周时期的青铜铙或青铜甬钟（13），尤其是新干县大洋洲（14）、永修县燕坊乡（15）两地出土的六件青铜镈和青铜铙，器形硕大，铸工精美，当为乐坛重器。此外，还有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三面铜鼓、修水县上杉乡出土的錞于等，也都是价值很高的青铜乐器。在鹰潭龙虎山春秋战国时期的崖墓中，则发现有用于弹奏的十三弦木琴和悬挂击打演奏的木扁鼓，这是古越族活动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两种民族乐器（16）。

傩舞起源于远古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人们戴上各种凶神恶煞的怪面具，似乎平添了力量和勇气，可以达到驱鬼逐疫、求福消灾的目的。新干商代大墓出土有一件青铜双面神人头像（17），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面具之一，堪称是后世傩舞面具的先祖。傩舞后来成为原始巫教中的一种仪式，又逐步演变成有固定内容和程式的节令祭仪，还渐渐添加了许多戏剧舞蹈性的娱乐成分，直至今日仍在萍乡、万载、南丰等地民间流行。萍乡博物馆就收藏有几十件从民间征集来的明朝至现代精雕的傩面具。

此外，在江西南城明代益端王朱祐槟墓中曾出土乐俑30件，其中女乐俑12件，所执乐器有琵琶、三弦、洞箫、拍板、小鼓等；男乐俑18件，所执乐器有扁鼓、小板鼓、琵琶、洞箫、拍板等（18）。明代益庄朱厚烨墓出土的乐俑队伍更为庞大，包括骑马乐俑、步行乐俑、管弦乐俑等计有204件，其所执乐器有锣、鼓、钹、笛、筝、笙、唢呐、洞箫、腰鼓、拍板等。这支阵势壮观的乐队浩浩荡荡奏乐行进，显现了藩王生前出行时前呼后拥、声威显赫的场面（19）。

江西地区共有四次发现过戏剧文物。其一为景德镇市大石口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查曾九墓出土（20）；其二为鄱阳县磨刀石乡殷家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洪子成夫妇合葬墓出土（21）；其三为丰城市博物馆收藏品（22）；其四为宁都县固厚乡小洋旻元代窑址出土（23）。

景德镇查曾九墓出土11件表演俑，其中6件为女俑，身着长袖裙衣，头戴三花冠，右手捂嘴；5件为男俑，结发裹巾或戴四方帽，身着窄袖长袍，腰束丝带，他们有的作双手拱笏状，有的作双手插胸或右手横胸状，脸庞微侧、眼睛斜视，还有的屈腿俯身，其动作各异，姿态生动。

鄱阳县洪子城夫妇合葬墓共出土21件戏剧俑，皆为素胎瓷俑，其中仅2件为女俑，她俩卷髻花鬓，傅粉施朱，身着圆领宽袖袍，腰束丝带，足穿尖靴，一人头戴幞头遮面，一人面带微笑，雍容大方；19件皆为男俑，大多头戴幞头乌纱，身着宽袖或窄袖长袍，足穿靴子，他们有的墨面瞪目，满腮髭须，有的双手拱合执笏，有的肃立正视，有的则身着童装，脸部都显见有喜怒哀乐神情。工匠刀艺娴熟，雕塑技术高超，创作了这批工艺价值颇高的瓷塑精品。

丰城市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影青雕塑戏台式瓷枕，长22厘米，高15厘米，胎质洁白坚致，通体施莹润光亮的青白釉。枕的造型为一座仿木结构的彩棚戏台，彩结栏槛，玲珑剔透。戏台的檐枋均以勾连如意云纹作装饰，前后棚台较宽敞，两侧有彩门，窗格为透雕六瓣栀花连弧图案，门柱上各有一铺首。门枋两侧悬挂彩幕，并有麻绞状串珠如意结带。棚台前立双栏杆，栏柱顶端饰有盛开的仰莲图案。枕的前后左右共有四个棚台，内有各不相同的演出场景，人物形象逼真，布景道具咸备，有专家研究认为这正是民间传统戏剧《白蛇传》中“西湖借伞”、“还伞定情”、“水漫金山”和“拜塔救母”四幕的演出场面。

宁都元代窑址出土过一批青釉印花瓷器标本，其中有几件印有杂剧图案。一件为瓷碗，在其内壁印有杜甫游春图。图案中有几近对称排列的“杜甫游春”四字。另有四个人物形象，前导一人，头戴圆帽，肩扛酒葫芦及其他杂物；继后骑驴者当为杜甫；其后还跟从有短襟打扮的两人，一人疑似肩扛阳伞雨具，另一人肩挑琴剑书箱。人物之间夹杂有水仙、芙蓉等花卉。该图案既有内容情节，又见春意盎然，表现的很可能是元代杂剧《杜甫游春》的故事。另一件为印有习武图案的瓷片，残存的图案中见一人右手屈肘护胸，左手向上平举作踢腿状，旁有一人作钩手状。习武者一侧有一棚屋，另一侧有一亭子，亭前有一株枝杆挺拔、花朵绽放的梅树。还有一件是印有男女艺人表演图案的瓷碗残部。画面上有两个衣裙飘拂、步履轻盈的女伎，一人手握一竿，一人右手弯肘，左手下垂，作舞蹈状。另有一个身穿长袍的男子，他两脚前后分开半蹲，作正欲跳跃或矮步前行状，身前放有一只盛满物品的篮子，并插放一只方形灯笼。人物对面一侧有房屋，屋旁有莲池，池畔围有栏杆，其侧还站立一人。整个画面构图安排得体，线条纤细流畅，表现的内容也颇为丰富。

元代是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百戏繁荣”的鼎盛时期，兴盛的南北杂剧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关汉卿为杰出代表的剧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不少名作长期流传，在民间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一些民间艺人常在露天空旷的场地上演出杂剧，人称这种场地为“瓦子”，旷场上设有棚屋，内置坐凳供观众看演出时入座，人称这种棚屋为“看棚”。在看棚与表演者之间有低矮的栏杆，时称这种有栏杆的看棚为“勾栏”，文献记载中的“勾栏瓦舍、舞厅露台”应该就是指这类剧场和舞台。丰城瓷枕完整地再现了元代戏剧舞台的结构样式；宁都元代瓷器上的杂剧图案则表明元代杂剧已在民间普遍流行，并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当时演出的场景和家喻户晓的故事还成了瓷器图案表现的主题内容及装饰纹样。

考古发现的诸多乐器和戏剧文物，品类繁富，兼具历史和艺术价值，大大充实了文化艺术宝库，为研究我国博大精深的音乐和戏剧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生动地展现了古代先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我们勤劳聪慧的祖先通过世世代代的辛勤耕耘，不仅在物质的园地里培育出了丰硕的果实，而且在精神文化的花圃里催发了群芳竞艳，馨香馥郁。历代文物珍品忠实见证了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我们在重视保护这份珍贵民族遗产的同时，更应当明确中华民族子孙所肩负的光荣而神圣的使命，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而不懈努力，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

（2）《山海经·海内经》。

（3）《尚书·益稷》。

（4）《周官·司巫》。

（5）《礼记·乐记·乐象篇》。

（6）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物》1976年第8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8）金维诺：《舞蹈纹陶盆与原始舞乐》，《文物》1978年第3期。

（9）刘敏华：《萍乡新出土的三件西周甬钟》《南方文物》1998年第1期。

（10） 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11）彭适凡：《赣江流域出土商周铜铙和甬钟概述》，《南方文物》1998年第1期。

（12）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2年第7期。

（13）彭适凡：《赣江流域出土商周铜铙和甬钟概述》，《南方文物》1998年第1期。

（1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15）徐长青等：《江西永修发现商代祭祀坑——出土两件青铜铙》，《中国文物报》2002年5月15日。

（16）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1期。

（1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18）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19）陈文华：《江西南城明代朱厚烨墓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1期。

（20）刘念慈：《南宋铙州瓷俑小议》，《文物》1979年第4期。

（21）唐山：《江西鄱阳发现宋代戏俑》，《文物》1979年第4期。

（22）丰城县历史文物陈列室：《江西丰城发现元影青雕塑戏台式瓷枕》，《文物》1984年第8期。

（23）张嗣介：《宁都窑址出土元代杂剧图案的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