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地青铜器与燕地青铜器的比较

赣地与燕地,虽是一南一北的地理位置,但两地创造的文化与当时的中原文化是平行发展的,并且都各自建立了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的青铜文化。赣地与燕地各与中原文化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但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在青铜时代创造了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青铜文明。

位于长江中下游交界处南岸的赣地,在晚商时期,随着赣江中游地区的方国文明的逐渐形成,商文化影响力对其日益减弱,从而这一时期的赣地的本土文化愈显示其突出的地位,尤其是在樟树吴城遗址第二、三期文化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中大批青铜器的空前发现,展现了赣地青铜文化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

燕国是周王朝在北方的重要封国,其统治中心在北京地区。其中以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也很丰富。此外还有北京顺义的南彩、延庆西拨子窑、延庆玉皇庙等地都出土有不少燕地青铜器,这表明在3000多年前的燕国已产生了具有燕地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青铜时代的燕地属于申原王朝的北部边疆地区,中原农耕文明与欧亚草原文明在这里碰撞共生。因此3000多年前的燕地青铜文化既具有与中原文化高度的同一性,又呈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面貌,创造衍生出了较为独特的地方青铜文化。

本文拟从两地青铜器的组合类型、造型艺术、装饰艺术三个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

一、两地青铜器的组合类型比较

在赣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绝大多数是饮食器。饮食器包括炊器和食器。在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中,随葬铜礼器是以鼎、鬲为核心的“重食轻酒的组合”,出土的饮食器有鼎、鬲、甗、盘、豆和匕6种,共60件之多。且饮食器以数量多、形制高大、纹饰绮丽成为这批青铜器中的精品。例如立鹿四足青铜甗、兽面纹虎耳虎形扁足鼎、分档圆肩青铜鬲、兽面纹柱足圆鼎等。而出土的酒器只有有瓿、瓒5种,共8件。而在燕国出土的青铜器中酒器种类丰富且数量多、造型精美。出土的酒器主要有壶、盉、爵、觚、觯、尊、斗、卣、盉9种，共几十件之多。在新干大墓中出土的只有盛酒器与注酒器,缺少了尊、觚、爵、角、斝等常见的饮酒器,而各种类的饮酒器在燕地出土的青铜器中却都能见到,且纹饰精美,造型多样,这可以用北方民族善饮豪饮的生活习性而南方部落不善饮的生活习性来解释。

江西新干大墓也出土了一种特有的只有赣地才有的饮酒器。这件饮酒器叫三足提梁卣,无盖，溜肩,圆鼓腹,圜底,外撇中空三锥足。器身如鱼篓形陶罐,椭圆空心锥状三足外撇,绳索状提梁,颈和腹部满饰宽平线条构成的兽面纹。此种卣,既不像卣或壶,因卣或壶都没有带三足的,也不像盉,因盉虽有的带三足却又都带流，我们姑且将其定名为卣,这是江西地区特有的一种盛酒器。

而燕地出土的饮酒器——尊,是盛酒器,在贵族祭祀器,也是地位较高的饮酒器中,在贵族祭祀中往往捧尊飨神。燕地出土的尊有作宝尊、单子工父戊尊、祖丙尊等。其中祖丙尊形制、纹饰特点鲜明,是燕国青铜器中的上乘之作。

爵是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功能相当于酒杯。爵的口沿向两侧伸出,半筒状的是饮酒的“流”,尖首状的是配重的“尾”。燕地出土的父乙爵腹部的兽面纹以鋬(即把手)为鼻,内腹壁有铭文“父乙”,表明此爵的主人是为祭祀父亲“乙”而特制。

在赣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食器的器型只有盘、豆和匕三种。而在燕地出土的青铜器食器中除盘、豆和匕外,还有簋、敦这两种常见的食器。簋用来盛放已煮熟的谷物,是商周时期的重要礼器。一般以偶数铜簋与奇数铜鼎组合使用,例如三鼎二簋、五鼎四簋等。燕地出土的簋数量非常多,有兽面纹簋、三鸟簋、圉簋、攸簋、象首足簋、环钮簋、云雷纹簋等,单是簋的数量就有12件,这个数字是赣地新干大墓出土的食器数量的总和,且纹饰和造型以及工艺都非常丰富、精美 ,因此我们说燕地出土的青铜器不仅“重酒”还“重食”。

此外燕地出土的铜豆的数量也非常多,且非常具有燕地特色。这是因为春秋晚期,豆在食器中的地位上升,到了战国早期,豆已成为此时贵族墓葬中随葬品的基本组合之一。燕地出土的豆有深腹豆、镶嵌红铜虎纹豆、云雷纹高足豆等。而铜敦则是东周时期特有的铜器,用于盛放谷物食品。

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牛角立鸟纹青铜镈,器身两面中央均饰浮雕式牛角兽面纹,双牛角根粗尾尖,各自向上内卷,从角的特征看,雕塑手法具有高度的写实性,明显具有南方水牛的特征。

镈是一种打击乐器,彭适凡先生认为,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镈“器物造型的结构与中原的完全不同,即所谓‘土著型’”。由此判断“今大洋洲商墓镈的发现,无疑是该类乐器目前时代最早者。大概这种乐器是南方古代居民所创,而后传到中原,至西周中、晚期后才开始流行”。^①

燕地出土的青铜乐器种类单一,目前来看只有钟一种,而在赣地出土的青铜器种类较多,除钟以外,还有镈、铙。

二、两地青铜器的造型艺术比较

从青铜器的造型艺术来看,赣地出土的青铜器,除一部分青铜容器外,还有不少是具有雕塑性质的作品。燕地的青铜器以实用器物造型为主,主要是生活用具和祭祀礼器。

赣地出土的青铜器,酒器和饮食器的种类比燕地的要少,但乐器、兵器、生产用具的种类比燕地要多,例如出土的青铜兵器有“矛、戈、勾戟、镞、刀、钺、匕首、短剑、拱形镂孔锋刃器、胄和鳟等11种”、“手工生产工具有裁制刀、凿手斧、刻刀、锥、刀、砧等7种”^②,还有不少是具有雕塑性质的青铜器。例如伏鸟双尾虎、双面神人头像和羊角兽面等。虽然燕地出土的青铜器也有礼器、兵器、生产用具和车马器。但其中主要是礼器,礼器中又以酒器最多,造型多样,主要有壶、和、爵、觚、觯、尊、斗、卣、盉等9种,共几十件之多。

新干大洋洲墓出土的伏鸟双尾铜虎,腹底不连,四脚扑伏于地,抬头平视,有两条尾巴。其形象奇异神灵,它圆凸的双眼,锋利的牙齿,眉粗横行,两耳竖张,呈蹲立欲纵之势,整体直观的形象塑造了威武、勇猛的老虎。而这种威武勇猛中又藏匿着一种诡谲、仙逸的感觉。首都博物馆青铜器专家冯好认为“这种单提虎、并未和其他器型相结合的造型,在国内还没出现过类似的。另外它上面还有一只小鸟,隐隐约约有种以小扩大的意境。因此,它不可能只是一件简单的装饰品,应该是作为一种文化、或是宗教信仰的象征而存在”。

赣地出土的青铜艺术品除伏鸟双尾虎外,还有双面神人头像和羊角兽面都十分别致,属国宝级文物。双面人形青铜神器脸部夸张,前后两面完全对称,牙齿外露,双眼圆睁,头长二羊角,大嘴张着,阔鼻、尖耳,这种青铜头像五官虽拟人,但拼凑在一起后,给人一种神秘诡异、威严慑人之感,人面装饰在中国传统青铜艺术中较罕见。看到这件青铜双面人形神器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并推测这些可能就是当时的巫师们祭祀时用来装饰的。这种两面对称的头像可能是象征通行于人与神之间的巫师,顶上圆管、下部方銎,与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不谋而合。《中华舞蹈志·江西卷》则认为这件神态较凶悍的双人面神器铜头像,“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面具之一,是后世傩舞面具的先祖”。^③

羊角青铜兽面,额顶一对粗大羊角外翻卷曲。脸庞窄狭,臣字眶目,大眼圆睁,十分突出。也应是古代巫师祭祀时用来遮面,借面具改头换面,用以通神的道具。现在赣地的不少农村每逢过年、过节也还都要头罩面具或手持面具跳傩舞，用以驱邪避疫,祈求丰年。

燕地青铜器器型大多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如燕地出土的铜鼎就颇具燕地的地域特色,而赣地出土的青铜鼎的造型多是受中原青铜鼎造型的影响,中原式鼎是其主要组成部分。燕式铜鼎常见圆腹下有直立式的三高足,且各有一对高于盖沿而外侈的腹耳,有些铜鼎耳外侈尤为明显,且鼎器口常作椭圆形,有着燕地椭圆形“西瓜敦”的特点,这也是燕国铜鼎在造型艺术上独具的特点。又如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战国早期燕国青铜器群,其中一鼎,环耳,圆腹,圜底,下承细长三蹄足。器平盖,折缘,顶中央有环,周缘置三鸟首钮,也是典型的燕式鼎。

青铜豆在燕国较发达,除有一般常见的短柄豆外,战国时的燕国,最独特的应该是长柄豆,“器与盖合成后,呈扁圆或长形,唐山贾各庄,北京顺义龙湾屯以及北京顺义县出土的今藏北京博物院的铜豆,即此形状”^④，而在赣地出土的青铜豆多是短柄豆,燕地出土的青铜豆整体都很高,通县中赵莆出土的豆,高度达50.2厘米,非常典雅灵秀。

燕地出土的球形敦,也是赣地出土的青铜食器中所未见的。青铜敦在燕地很发达,出土较多。球形敦又称为西瓜敦，用于盛放谷物食品。燕地的敦多作长圆形,燕地出土了一件鹈鹕鱼纹敦,鹈鹕是一种捕鱼的鸟,俗称鱼鹰。此敦的纹饰捕捉了鹈鹚张口捕鱼的精彩瞬间,纹饰新颖、极富动感,是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的代表作品。

燕地出土有注水器的青铜匜,虽发现不多,但也具有燕地地域特色。燕地唐山贾各庄、唐县北城子和行唐县等地出土的青铜匜都有相同的形制特点,“椭圆体,圆底,三蹄形高足。凤首流,流嘴上半部有活动的盖,倾水时可冲开,双眼凸起”^⑤。

三、两地青铜器的装饰艺术比较

(一)装饰纹样的比较

赣地出土的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有蟠虺纹、蟠螭纹、绳纹、勾连雷纹、菱形纹、三角云纹等。燕地出土的青铜器与赣地青铜器纹饰相似的有夔纹、蝉纹、环带纹、垂叶纹等。燕国青铜器在纹样上流行以长方格饰以云雷纹边界,内为相背的两个“S”形变形虺纹,或在上下交错三角形内填以对称的变形虺纹;带状连续菱形纹及星点纹也较为流行。

在燕地青铜器上,绳纹也非常流行,绳纹在铜器的腹、足、柄、套环、纽等部位上都有表现。唐山贾各庄出土的一件铜壶腹部以双重绳索纹界出12个方格,分为上下两层。而燕地狩猎纹描绘了人们生活场景的图样,摒弃了此前长期沿用的图案程场景的图样,摒弃了此前长期沿用的图案程式,构图生动、自然,充满活力,将青铜器的装饰艺术推向顶峰。燕地出土的青铜器上的狩猎纹禽鸟高飞,勇士手持利刃,闪展腾挪,猛兽蓄势而发,横冲直撞,互搏正酣。狩猎纹抓取狩猎中人物、禽鸟猛兽的瞬间特征加以表现,删繁就简而达到传神。

鹈鹕鱼纹敦纹饰捕捉了鹈鹕张口捕鱼的精彩瞬间,纹饰新颖、极富动感,也是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的一件代表作品。

而赣地出土的青铜器纹饰上也有很多特别之处。其中以燕尾纹运用最为广泛和普遍,燕尾纹是指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纹饰成组合形式重复出现在器物上。赣地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器物中有很多器表上刻有燕尾纹,这些燕尾纹广泛散布于礼器乐器、兵器和饮食器上,成为赣地青铜器的一种特有纹饰。“燕尾纹由于模仿燕子飞翔的形象,而且经常成排出现,给人一种灵动飘逸的动态美”⑥。

这种燕尾纹不仅在中原的商周青铜器上所未见,就是南方其他地区的商周青铜器上也不多见,它是商代赣江流域广为流行的一种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几何图案。

燕地出土注水器的青铜匜腹内常饰有双鸭纹或双鱼纹,或在腹两侧各铸一衔环小铺首,这也是赣地出土的青铜匜不曾见过的。

赣境地区自古渔业发达,鱼纹也是赣境地区的特有纹饰。鱼的形象常出现在赣地出土的青铜器上。

萍乡市郊彭家桥河边出土有两件西周代甬钟,甬钟舞部上的勾角纹,明显具有赣地文化特点,在其他地区的甬钟上一般不见。又如南昌李家庄出土的一件商末大铙,乳丁偏短,乳丁和钲间装饰有叶脉纹,这明显是赣地独有的风格,在其他地区根本不见。叶脉纹也和赣地商周几何形印纹陶上流行的同类纹饰完全一致,是承袭赣境印纹陶上的花纹而来。

新干青铜器上兽面纹周围常饰一周圆圈纹,此种纹饰亦为赣地出土青铜器常用的装饰纹饰。同时,两地的青铜器均受到当时文化的主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亦有不少相似之处。

两地受中原青铜文化影响,兽面纹都是它们的常见纹饰。江西出土的青铜器一般以兽面纹为主题,以云雷纹为陪衬,形成主次对照的效果。燕地青铜器亦常见此种纹饰,如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的兽面纹鼎，以细腻的漩涡状云雷纹为地纹，衬托出主纹饰兽面纹的瑰丽与神秘。这种以细密的云雷纹做地纹、高浮雕动物纹为主纹的纹样,也是中原青铜纹饰最具代表性的装饰方法。

(二)装饰工艺的比较

赣地出土的青铜器因大部分年代较早,因此使用的都是铸造法。创新的失蜡法产生于青铜时代后期的战国时代,同传统的铸造方式相比,它有很多优点。首先它制模方法简易,其次是所铸器物外表不需打磨就很光滑。燕地铜丝网套错金银镶嵌铜壶的发现,为研究青铜铸造工艺中采用失蜡法找到了一件难得的实例。

红铜嵌错作为东周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青铜装饰工艺,也是目前所见东周燕式青铜器上经常采用的装饰手法。故宫藏燕式铜豆中,有相当一部分采用了红铜嵌错工艺。如许多细柄青铜豆上有红铜镶嵌的狩猎纹与兽纹,而那件铜丝网套错金银镶嵌铜壶的壶身和部件上也有红铜镶嵌的错金云纹。

赣地出土的青铜器中使用红铜嵌错工艺的虽不多,但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嵌红铜云纹青铜钺器物中央两面均镂出大口,口内上下排列两行利齿。口部和两侧均饰云纹,纹中嵌满红铜,是我国现存最早采用错金属工艺的商代器物。

燕地青铜器在装饰手法上有着一定的创新,它能利用失蜡法铸造出细腻玲珑的装饰,如铜丝网套错金银镶嵌青铜壶，这件青铜器精美细腻的网套,特别玲珑剔透,精巧华美,铜丝网套由96条卷曲的龙和576枚梅花钉交错套扣而成,它们是用失蜡法铸造的。采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装饰部件,虽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但以龙和梅花钉为内容的则为燕国所独创。

注释

①彭适凡:《江西新于商代青铜礼器的造型与装饰艺术》，《南方文物》1993年。

②孙家骅、詹开逊主编:《手铲下的文明》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③中华舞蹈志委员编:《中华舞蹈志·江西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第325页

④⑤社迺松:《论东周燕国青铜器》文物春秋:1994年第2期

⑥赵寅:《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器物审美特征与文化研究》U:湖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