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萍乡出土的西周甬钟

江西萍乡继1962年7月在彭高乡出土两件甬钟之后，先后又在1984年3月芦溪区银河乡邓家田村和1989年4月安源镇十里埠村出土三件西周时期的甬钟。三次甬钟的出土为研究赣西地区——萍乡在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和青铜文化以及冶炼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

1962年在彭高乡河里出土了两件甬钟，该甬钟由村民邓桂明于62年7月在彭高桥河中捞起的。出土时两件顺叠，器身粘有白膏泥。由于萍乡当时还没有文物部门，两件器物于1963年1月已由江西省博物馆列为二级文物收藏。两件甬钟均为红铜质，式样与器表、装饰完全相同，唯有大小之分：大者净重20市斤，全高41、甬高12、鼓高29、壁厚10厘米；小者净重17市斤，全高38、甬高12、鼓高26、壁厚同前。器表的花纹线条教细，大部分模糊不清，干部为饕餮纹，舞部有勾曲纹两组，篆带作云雷纹，鼓下纹饰已模糊难辨。器形的特点是：甬中空与腹腔相通，甬部有凸形干，干与甬间附有绳形旋，钟身有大小成组的枚（即乳钉），钲间呈长方形，口曲作内弧。

1984年3月下旬，在芦溪区银河乡邓家田一村农民在岩下钟棚开荒种瓜时发现一件甬钟，其离地表约1米深，出土时甬部在下，口腔朝上，钟上压着两块石头。

此钟是该村民拿到萍乡，被一文物贩子跟踪，水门下收购部一位姓程的同志得知后，前来市博物馆报告，市博物馆立即派人会同市公安局一起追回收藏的。据说此次出土也是两件，还有一件已由该家舅父用80元钱买去，现已不知去向。

此甬钟呈浅绿色，造型古朴，器形完整，钟通高40.1、甬长14.5、甬下径5.0×5.5、甬上径5.9×6.1、舞修19.1、舞广16.2、钲长21.4、铣长25.9、铣间23.5、鼓间19.4、壁厚0.9、枚高1.5厘米。重9.5公斤。钟为覆瓦状，阔腔，无封衡。甬中空与腔体相通，有旋无干，平舞直铣。钟身两面均铸有凸形乳钉枚，三枚一组共十二排计36枚。枚与篆钲相隔，枚与篆的间距很大，鼓部狭窄呈带状，钲呈长方形，于内弧。腔内平整，无内唇。旋、舞、篆、鼓部均饰云雷纹，甬、钲素面，鼓部饰一对变形夔纹，于口内有一道纤细弦纹。

1989年4月，又在离市区约五公里远的安源镇十里埠村，一位社员在山上挖淮山（山药）时，挖出两件甬钟。据这位社员说，器物离地表约有一米多深，出土时两件叠放。这两件甬钟与银河邓家田村和彭高乡出土的甬钟器形大致相同，只是在部分纹饰上稍有不同，形体比前几件要小一些。

其中这两件之间也有大小之分，稍小的一件通高40.3、甬长12.6、甬下径4.9、甬上径5.6、舞修20.7、舞广14.6、钲长24.1、铣长2、铣间24.8、鼓间18.2、壁厚1.2、枚高1.3厘米，重13.5公斤。较大的一件（封三，2）通高39.9、甬长14.4、甬下径4.7、甬上径6.7、舞修20.0、舞广14.8、钲长23.7、铣长25.4、铣间24.5、鼓间17.8、壁厚1.3、枚高1.3厘米，重16.65公斤。

从器表装饰上，大小两件略有区别。稍小的旋部靠范线两边饰四凤目纹，篆部饰山字形勾连云雷纹，枚、篆间有两道以线圈点带纹框格，鼓部饰对称变形饕餮纹，舞部及钲间光素，腔内无纹饰。较大的一件器表旋部及篆部饰山字形勾连云纹，篆部纹饰以线框格式圈点纹框隔，舞部及钲间光素，鼓部饰变形饕餮纹。

从形制上看，两种保存基本完好，通体绿锈覆盖，多数枚端锈蚀较甚，皆呈覆瓦状，钟体厚重，甬中空与腔相通，无封衡，有旋无干；均有凸枚四组，共36枚，枚呈双叠圆台形。鼓部狭窄呈带状，一件鼓为7厘米，一件鼓为4.5厘米。枚与纂的间距较大为6-7厘米。稍小的一件于弧较高广，于口有加厚的趋势，两铣基本成直线。较大的一件于口弧曲较小，无内唇。范线清晰，均无铭文。1995年5月经国家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定位二级文物。

萍乡三次出土的铜甬钟，除彭高甬钟是从河里捞上来的外。其余银河乡邓家田村和安源镇十里埠村甬钟均出土于山上，而且埋得都不深，十里埠村出土处还是石灰岩山，两件叠放，而银河邓家田钟棚出土的甬在下口腔朝上，并且上面有意识地盖有两块石头，出土地周围没有任何迹象，为此，这两处均属窖藏。

甬钟是一种打击乐器，它最早见于西周中期，系由殷商执钟、西周初期的铙发展而来，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西周时期的甬钟，干、旋、枚、长方形钲间开始出现，甬中空与腹腔相通。一般只有三枚至五枚为一组（两件以上为一组者为编钟），越早枚数越少。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中期长田墓及宝鸡市茹家庄弓鱼伯墓，都出有三枚一组的编钟，西周晚期的仲义钟和柞钟都以八枚成组。到春秋战国时期，钟增至几十枚。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共有64枚，这是目前出土钟数最多，也是至今为止最完整的组合。萍乡三处出土的甬钟，相似都是两件出现。从它们的特征来判断，三处出土的甬钟都是阔腔空甬狭鼓式，甬空与腹腔相通，有旋无干，无封衡，篆与枚的间距较大，鼓部很狭呈带状，壁厚重。从纹饰上看，也都是较早盛行的饕餮纹和云雷纹。以上这些，都是西周中期盛行的主要特征。由此证明，萍乡出土的五件甬钟（包括彭高出土的在内）均属西周中期的遗物。

根据甬钟的音乐性能，用校音器测试，银河邓家田出土的甬钟，隧部音名为G（偏高），偏音名为bB，安源镇十里埠出土的两件甬钟，稍小的隧部音测试名为G(偏高)，偏音名为bB，与邓家田出土的相同，较大的隧部音测试名为C（偏低），偏音名为E。

对于萍乡接连三次出土西周甬钟，而且都是两件成组出现，他们是否系当时萍乡自产之物？与萍乡古城有无联系？笔者认为，以上两个问题都是相关连的。一，坐落在距市区四公里的福田镇田中村（划为萍乡经济开发区管辖叫田中管理处），有一处商周时期的古城。于1978年发现，据多次考古调查，城设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城门上面各有一处烽火台，城墙是用红土夯筑而成，经过千百年的风雨冲刷，现还残存城墙四米多高，城墙台面约二米。一条周江水绕古城大半圈，从东绕南而折西，作为古城的护城河。经过对古城的多次调查钻探，该古城有文化层1.2—1.6米，从断面看内涵极为丰富，泥陶、灰陶、白陶碎片很多。从城内采集了许多石器，如石斧、石锛、石凿、石杵、砺石、石镞等，还有云雷纹、变体雷纹、菱形凸块纹、米字纹、蕉叶纹等几何印纹陶片，泥质灰陶、泥质白陶、黄陶以及硬陶均有；还在城墙边采集了铜矛、铜镞各两件，铜钺一件等青铜器。经探铲探测以及考古调查中了解到，在四个城门两侧以及烽火台面上发现8-12厘米厚的灰烬。在古城的东北边还发现有商周时期的遗址，这反映了在商周时期萍乡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的地方，也证明当时田中古城址一带曾经是一个方国（或封国）的政治中心。相传西周时期有1800国，就是西周分封的列国大小也有70余个；历史文献上许多国名因难于稽考而泯灭，然而，田中古城未必不是当时封国所在，这对历史文献的不足，很可能是一个补充。从甬钟出土的情况来看，彭高出土地离古城只有一公里左右，与安源镇十里埠村出土甬钟地点也只有5公里左右，只是银河邓家田村出土甬钟得地方距田中古城远一些，约有16公里左右，在其附近调查发现有三处商周时期遗址；   

1、赤山大宝山遗址，1977年在赤山镇大宝山发现。出土器物有：尊、瓮、甗、缶、盆、罐、鬶、壶、豆、纺轮和石斧、锛、镞、刀等。纹饰有云雷纹、斜格云雷纹、粗细方格纹、弦纹、刻划纹等。

2、黄塘遗址，1977年田野调查发现，采集标本有石斧、石锛、石镞和一批陶片。从出土陶片判断，陶器有深腹罐、大口尊、鼎、缶、甗、豆等，陶片纹饰 有细绳纹、粗细方格纹、回字加点纹、云雷纹、斜格云雷纹、勾连云雷纹、组合云雷纹、弦纹、曲折纹。

3、虹桥禁山下遗址：1981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1998年经省考古所进行发掘，出土器物有：甗、盘形鼎、觚、罐等还有石斧、石刀、石钺、石网坠、石镞等石器生产工具，陶片纹饰和器形也与黄塘遗址一样。

这三次出土的甬钟，型制大体相同，都是空甬，狭鼓式，甬空与腹腔相通，无封衡，而纹饰也多是雷纹和饕餮纹。所以说些出土的甬钟决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与田中商周古城和萍乡发现的商周遗址是有一定的联系。萍乡三次出土的甬钟，是否萍乡本地自产之物呢？据考古调查，萍乡在商周时期就能铸造青铜器了。1988年在宣风虹桥遗址中采集到青铜器锛的陶范一块，其次，1981年还在银河乡山下商周遗址中，采集到短剑石范、红烧土块和带有铜色的铁碴块。陶范呈青灰色，范上还有浇铸过器物的痕迹，这足以证明这块陶范已曾浇铸过青铜锛。遗址中还出土过铜矛、铜剑、铜镞等。这些商周遗址采集的印纹陶片上都有云雷纹、勾连云雷纹、变体雷纹（犹如广东的夔纹）、菱形纹、圈点纹、重回字纹、绳纹、弦纹、曲折纹、回字加点纹等，这些纹饰都是商周时期盛行的铜器纹饰。萍乡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柴禾、煤炭大量蕴藏，本地也产铜。《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袁州有铜坑一”。史料记载：“从吴宝鼎二年分离萍乡，先隶吉州，开皇十一年其属袁州”。又有《元和郡县志》记载：“潭州长沙里云母在县北九十里，铜山在县北一百里，楚铸铜处”。萍乡处在吴之西、楚之东境的吴楚交界处。据《萍乡县志》载，萍乡“春秋战国为楚地”。还有“楚昭王渡江得萍实”的传说，现在萍乡也叫昭萍和楚萍，而且还有楚王台、萍实里等遗迹存在。为此，萍乡受楚的影响最大。从以上情况推断，这些甬钟系本地铸造的可能性极大。

参阅书目：

①《文物工作资料》

②《中国青铜器》

③《新唐书·地理志》

④《太平寰宇记》

⑤《元和邵县志》

⑥《萍乡县志》

⑦《江西历史文物》